《文源》概述

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；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------”----《千字文》

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。时间从“远古”漫长的原始社会至华夏纪元，经历了一百又七十万年，期间含“旧石器”、“新石器”两奴时代。

“石器”者，生活工具，杂有木棒，土石。穴居洞窟，嬉戏树丛。人态如猿，行步佝踞，以母为氏，以群为族。日出群猎为食；日落混处杂息。

蓝田、元模、北京、山顶等四处，皆为之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“天向一中分造化，人从心上起经论”，混混之宇宙，蒙蒙之世纪。至燧人钻木取火，结绳记事，火烧甲骨，伏羲一画开天，史皇仓颉造字，乃文明始。随之甲骨、象形、金文、篆体、隶书、楷行，- - - -一路走来，开辟文字，岁纪绵邈；居今识古，其载籍乎？

人文之源，显于伏羲画卦。《易》象维先，仲尼《十翼》其后。而“乾”、“坤”两卦之阐述，又独撰《文言》。其言之文思，天地之心哉。随之，《河图》孕乎八卦，《洛书》韫乎九畴，以致玉版金缕，丹文绿牒，有华有实，皆文之功也。

于是乎，文彩之绚丽，耀于华夏：似龙凤以藻绘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如云霞雕色，百木贲彩；形静立则章成，动跃则文生。无识之物，平添异彩，有心之器，其无文邪？

自鸟迹代绳，仓颉造字，其文字之功能日益显著。神农、伏羲事迹已记载于《三坟》，至唐尧、虞舜文章始盛。大舜之时，已可写“歌”，借以表达情怀，吟咏明志。史至后稷，亦开章奏折建之先河。商周时期，《诗经》所被①，作品渐增，文章日新。文王《繇zhou辞》，文采华丽，精义坚深。至孔子，其秉承圣人之志，独秀前哲，撰缉《六经》，其文金声而玉振，深邃而炳曜。“木铎②启而千里应，席珍③流而万里响；写天地之辉光，晓生民之耳目”。

伏羲八卦创典，素王孔丘阐训；皆观天象以极变，察人文以成化。然后才经纬区宇，制定法度，文辞、文理得以彰显。故曰：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，旁通而无滞，日用而不匮”。；皆观天象以极变，察人文以成化。然后才经纬区宇，制定法度，文辞、文理得以

《易经》指出：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。“辞”之所以能鼓天下，乃道之文也。

所谓“圣人”，能完成原创之人，伏羲也；所谓“明人”，能发扬光大之人，夫子也。故“先王圣化，布在方册；夫子风采，溢于格言”，志足而言文，情兴而辞巧。

故落笔成文必讲规矩，思想表达必合符契。或言简以达旨，或博文以传情；或明理以立体，或隐义以藏用。是而《春秋》之作言简而意赅，一字以褒贬；《礼记-儒行》，其全篇铺陈而繁辞。

是为阐“天、地、人”三者彝训之道，其书曰《经》。所谓“经”也者，既永恒之至理，不变之教导。其取法于天地，验证于鬼神，参研于物序，洞性灵之奥区，极文章之骨髓。

三皇时之《三坟》，五帝时之《五典》；至《易》之后，孔子《十翼》精理为文；《尚书》之“七观”，文秀成彩；《诗经》分列四部，《礼记》明确五要；又《春秋》体例，已显五范。

故正言以立辩，与精义共存；体要以成辞。与微辞并用。

《易经》专于自然规律之探讨，精妙而实用。《系辞》之阐述，恰当而深邃。

《尚书》以记言为主，通俗易懂，简言达意。

《诗经》主抒情言志，其词藻比喻，诗歌体裁，读来倍感温柔敦厚。

《礼记》以立体为旨，其文为法度，建立体制规章。条款详细周密，章条纤细；采掇（duo）片言，莫非宝也。

《春秋》辩理，一字见（xian）义，辞约而意深，事近而喻远。

故“论、说、辞、序”等文体，出自《易经》；“诏、策、章、奏”又源于《尚书》，“歌、赋、颂、赞”之格式由《诗经》引出，“铭、箴（zhen）、祝、诔（lei）”却皆由《礼记》为范。“记、传、盟、檄（xi）”之文体，又以《春秋》为据。

自《诗经》之后，奇文郁起。南楚芈姓屈原，独占《离骚》之魁。汉武帝喜《离骚》，而令淮南王刘安编辑《离骚传》。以为：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，独《离骚》两者兼之”。

《骚》圣屈原，当属妙才。文彩绚丽，辞藻雅正，比喻夸张，多引自《易经》，酌奇而不失其真，玩华而不坠其实。其文格式，已开创辞赋之宗。后代学者撰写，多效仿之。

真乃：“不有屈原，岂见《离骚》，惊才风逸，壮志烟高”。

大舜云：“诗言志，歌咏言”。故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。“诗”者，“扶持”也。

人禀七情，应物思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葛天氏作《玄鸟》，黄帝诵《云门》；至尧有《大唐》之歌，大舜创《南风》之诗。

汉初期年，韦孟首创“四言诗”。至成帝整录，其歌已录三百余，率称《诗经》。

汉初建安，五言腾涌。曹丕、曹植文坛争秀，王粲、徐干望路争驱。其诗“慷慨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”。

史至晋代，群才渐入浮夸绚丽之风。诗歌创作，又溺染于玄学；嘲笑务实的文风，推崇无际的空谈。虽各有雕采，而辞趣一揆（kui），故郭璞之《仙篇》，当数一邪。

宋史初年，文辞择体沿革。庄、老思想，逐渐淡出诗歌。代之以山水描述，借景抒情。采百字以对偶，争一句以居奇。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而追新。

《诗》有六义，其二曰“赋”。

“赋”者，铺也，即铺陈之义。本为《诗经》六义之一，其目的为铺陈文采，抒情言志。因渐持作大而枝生另派。又屈原创《离骚》，进而成就赋体格律，拓宇于《楚辞》。

秦世不文，颇有杂赋，至汉初词人，顺流而作。陆贾扣其端，贾谊振其绪；牧④、马⑤播其风，而王⑥、杨⑦骋其势。追其源流，乃兴起于楚而盛于汉。

纵观汉赋，首见荀卿之《赋篇》，其风隐语自答；宋玉之赋，巧言华丽；枚乘《梁王草菟园》，扼要且新意；司马相如之《上林》，繁类以成艳；贾谊之《鹏鸟》，善辩情理；王褒之《洞箫》，穷变于声貌；班固书《两都》，辞绚而文雅；张衡《二京》，笔健而意丰；杨雄之《甘泉》，寓意而训教；又王延寿写《鲁灵光殿赋》，据飞扬生动之势。

凡此十家，乃辞坛之英杰，驰骋之骏马也。

有道是：“登高能赋”，源于“瞩物兴情”。故义必明雅，辞必巧丽。文虽新而有质，色虽艳而有本，此乃立赋之根本也。

“颂”者，容也；形容状貌，赞美德行也。《诗经》风、雅、颂，颂居最后。

帝喾时期，咸墨作《九韶》，以为颂扬功德，开创“颂”之先河。至《诗经-商颂》，方成定格。

化偃一国之作谓之“风”；“风”正天下谓之“雅”；形貌赞美，禀告神明谓之“颂”。因“风”、“雅”叙人，有“正”“变”之分；“颂”主告神，义必纯美。故“颂”惟典雅，辞必清铄（shuo）。其文体似“赋”，而不入华奢之区；庄谨如“铭”，又别于规诫之域,其大体所底，如斯而已。

“史”者，使也。“执笔左右，使之记也”。自开天辟地，岁纪绵邈。轩辕之时，史有仓颉，已开创主文载籍之事。记言列举于《尚书》，叙事呈显于《春秋》。唐虞史实载于《尚书---典、谟》；商、夏之史又见于《汤诰》、《甘哲》。

自文王维新，周公定制，史记法规，耀然简册。至此，夏历编年定四时，通贯先后以联事。

昔日孔子忧郁于王道之缺，哀伤于礼乐之衰，静居以叹凤，临衢而泣麟。故而校（jiao）正“雅”、“颂”之乐，修订鲁史《春秋》，其中举人物得失，以表赞、贬；列诸国存亡，以标劝诫。其文褒一字，贵逾轩冕；贬片言，诛深斧钺。左氏丘明，深谙其义，率以精微言辞，系统阐明，乃成《左传》。

高祖刘邦，征战多年，终灭秦、项，始建大汉。汉初陆贾稽古，作《楚汉春秋》。

太史公司马迁，甄别帝业，对比尧典，效仿《吕氏春秋》，撰写史实之文，通号曰之为《纪》。其《本纪》专述皇王，《世家》以写诸侯，史上各奇功要人，均归纳入《列传》；陈述政治体制写入《八书》，又以《十表》列谱年爵。其书虽别于古式，却事序清晰也。《史记》其文，按实记录且不作隐言讳语，广博典雅又不失高谈阔论。及班固《汉书》，承循前业，受《史记》引寓而受益颇多。其《汉书---十志》，赞辞华丽而文语谦逊。随后，袁山松之《后汉书》，张莹之《后汉南纪》，其记述偏颇杂乱，粗疏谬误，不可信也。而司马彪之《续汉书》，华峤（qiao）之《后汉书》，已准确而恰当，可为书丛之冠也。

时至三国，史书叠出。如张勃之《吴录》，鱼豢（huan）之《魏略》，及虞鸿之《江表传》，孙盛之《魏氏春秋》，皆措辞过激，难以服众；文粗意疏，不着要点。唯陈寿之《三国志》，言词质朴，内容清晰。

至于晋代史书，繁乎庞杂。陆机、王韶均着笔《晋纪》，遗憾肇始而未备，续末而不终。唯干宝述《晋纪》，推求得当，审正有序。而邓粲之《晋纪》，又注重典、谟，重立条例。原夫载籍之作，必贯及百氏，被之千里；表征兴废，殷鉴盛衰。彰一代之制，共日月而长存；显王霸之迹，并天地而久大。立义选言，宜依经以树则；劝诫与夺，必附圣以居宗。文非泛论，按实而书。晓其大纲，则众理可贯，秉笔荷担，莫此之劳也。

圣哲彝训谓之“经”，释经叙理谓之“论”。“论”者，伦也，伦理道德邪。

以论立著谓之“论文”。夫子《论语》当属此类。

“说”者，悦也。论之一邪。“兑”为口舌，《周易》从“兑卦”。故言辞应悦怿（yi），然过悦则必伪。回顾战国争雄，说客云涌；骋其巧辩，纵横参谋。一人之辩，重于九鼎之宝；三寸之舌，强过百万雄师。苏秦以佩六国印，张仪授赠五城富。凡“说”文之枢要，必使时利而义贞。进有契于政务，退无阻于荣身；披肝胆以献主，飞文辞以成事。此乃“说”文之本也。

官设九品，各司其职。天子垂珠听政，诸侯鸣玉以朝。其仪言政事于王，皆称之为“上书”。至始皇定制时，分“书”为四种：即章、奏、表、议。

“章”用于谢恩；“奏”用以揭举；“表”以陈述请求；“议”以政事研讨。

“章”者，明也。《诗》云“为章天下”。“表”者，标也。《礼》有《表记》，示君王品德表现于仪。章表之为用，以应对朝廷。故必雅义以煽其风，清词以驰其丽；其文繁简得当，华实相称，言辞达意，通畅流利。此乃章表也。

“奏”者，进也。言敷于下，情进于上，下情上达，谓之奏邪。故其文体，必以公正笃诚为本，以明哲通畅为首；强志足以成务，博见足以穷理；酌古御今，治繁总要，此乃“奏”之文体也。

在心为意，落纸成文。其文可否达意，顾在神思。古人云：“形在江海之上，心存魏阙之下”。乃文之思也。

作者常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；悄焉动容，视通万里；吟哦于推敲间，似闻珠玉叮当；注目凝思时，又现风云舒卷；采典范于前代，观通变于当今；积学知以备用，辩事理以富才；陶冶在于情致，巧运用于文辞。

言语以简洁为能，叙事以明晰为美；理不在谬摇其枝，字不在妄舒其藻。如风吹旷野能远，似水流洋洋不溢。

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扬；搜句忌于颠倒，裁章贵在顺序。启章之辞，须预及中篇之意；绝笔之言，应追承前句之旨。而寓意、渲染、比兴，声律皆随之游走于笔端也。

夫形而上者谓之“道”，形而下者谓之“器”。微妙之道理，难以精言达其意；具体之事物，可御力辞表其形。

自荒古仓颉造字，到如今文章涌喷；有经、史、子、集，章、奏、表、折，论、说、辞、议，纪、颂、铭、传，其体裁纷纶，辞章意邃，洋洋范范，皆有其源。

是故君子应修身养德，待时以动。其内充其才，其外彪其华；穷则独善以垂文，达则奉时以骋绩。文必求源，辞必达意。此乃行文之道也。

注：①被：影响②木铎：木琴，古教育用。③席珍：有才学者供大家请教。④牧（牧乘），⑤马（司马相如），⑥王（王褒），⑦杨（杨雄）

              武世俊   

           撰写于丁酉年春节前夕   2017.1.21